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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牢记“五个必由之路”******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作者：郑丽平（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五个必由之路”源自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史，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的伟大实践，更源自新时代十年的伟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重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始终牢记“五个必由之路”，深刻理解蕴含其中的规律性认识，才能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1.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的重要论断，揭示了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昭示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历经百年奋斗开创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回望历史，中国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到高度统一、民族团结，从积贫积弱、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繁荣富强，从被动挨打、饱受欺凌到独立自主、坚定自信，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要治理好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必须做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从根本上讲还是要靠党的领导这个“定海神针”，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使党更好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首先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只要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我们就一定能够确保全党全国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集聚起守正创新、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形成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的重要论断进一步深化了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指明前进方向。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无数仁人志士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振兴上下求索，各种主义和思潮轮番登场，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最终，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开创并成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伟大奇迹：平均每年1000多万人脱贫，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脱贫，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到了每一个角落，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走得对、走得通，而且也一定能够走得稳、走得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我们必须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又是我们开创未来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当前，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从容应对关系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一系列风险考验，需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只要我们始终不渝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3.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

　　“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这一重要论述既深刻揭示党和人民奋进历程积累的宝贵经验，又鲜明发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伟大号召，饱含着坚定的历史自信和强烈的历史担当。

　　力量生于团结，幸福源自奋斗。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我们党坚持紧紧依靠群众、广泛发动群众，与人民同甘共苦、团结奋斗，共同书写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壮丽史诗。发愤图强的建设时期，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广泛团结起来，携手并肩、战天斗地，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并取得巨大成就。大潮激荡的改革年代，党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团结带领人民大胆试、勇敢闯，大踏步赶上了时代。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依靠人民，稳经济、促发展，战贫困、建小康，控疫情、抗大灾，应变局、化危机，攻克了一个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险阻，创造了一个个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事实雄辩地证明：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团结奋斗的结果，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

　　团结才能胜利，奋斗才会成功。我们靠团结奋斗创造了辉煌历史，还要靠团结奋斗开辟美好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新征程上，我们还将面临种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越是环境复杂，越需要勠力同心、众志成城的团结合力；越是征程壮阔，越需要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的奋斗精神。只要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们就一定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汇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继续创造令人刮目相看的新的奇迹。

　　4.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新发展理念，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我们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回答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原有的发展理念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创造性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系统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十年来，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我国实现了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历史性转变，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114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1.2万美元，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8.5%，提高7.2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事实雄辩地表明，新发展理念是指挥棒、红绿灯，是我国新时代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导向。

　　当前，我国已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十分光明、任务十分繁重，同时，我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征程上，要把新发展理念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持从根本宗旨把握新发展理念，从问题导向把握新发展理念，从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只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提高我国发展的竞争力和持续力，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赢得未来。

　　5.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打铁必须自身硬。“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长期执政规律，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

　　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这是党长期面临的严峻考验。我们党能够从最初的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的9600多万名党员，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关键在于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针对“七个有之”等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突出问题，祛疴治乱，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刹住了一些多年未刹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顽瘴痼疾，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经过坚决斗争，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党心民心更加凝聚，党的执政根基坚如磐石。事实雄辩地证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自知者英，自胜者雄。”民族复兴梦想越接近，改革开放任务越繁重，越要加强党的建设。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确保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继续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使命，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06版）

中国古代文章学中的“文势”******

　　作者：方笑一（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中国古代文章学中，“文势”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术语，它凸显了中国文章学的本土化特色，而很难用西方文学理论的概念来比附或阐发。弄清“文势”之说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理解古人的文章批评视角，从而深入认识中国文章学。

　　以“势”论文的缘起

　　魏晋时代的文论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挚虞的《文章流别论》、陆机的《文赋》等，都没有对“势”作专门的论述。刘勰《文心雕龙》则有《定势》篇，被认为是古代文论中最早探讨“势”的专论。然而，刘勰采用的是比喻的办法，描述性地呈现“势”在文学作品中的面貌。刘勰所言之“势”，与文体有关。因为“即体成势”“体势”云云，无不标示出“体”与“势”的关系，进一步看，就是“体”对“势”起着规定性的作用，“势”不能脱离文体。同时，势不是人为硬造的，而要顺乎自然。这从刘勰使用的比喻可以看出来，而“自然之趣”“自转”“自安”等说法，说明势应该追求自然而然的境界。这两点又是互相关联的。各种文体功能不同，也就各有其势，写作某种文体时，应该顺乎其势，而不应“讹势”。

　　《定势》篇中，每种文体都规定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就好比彩色织锦虽有五色，但“各以本采为地”。大多数学者认为《定势》之“势”应指“文体风格”。刘勰之后，“势”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常见的范畴，如旧题王昌龄撰《诗格》指出“诗有十七势”，皎然《诗式》开首即有“明势”条，但他们所说的“势”，都属于诗论中的范畴，内涵与《文心雕龙·定势》之势也不尽相同。如《诗式·明势》自注曰：“文体开阖作用之势。”这里的“势”，显然不是指风格，而是指一种气势。这说明，“势”这个范畴的内涵，在文论史上不断发生着变化。

　　南宋文章学中的“文势”“笔势”和“语势”

　　南宋时代，批评家们开始系统总结文章理论。这种总结，最先是通过古文评点展开的。南宋吕祖谦在《古文关键》的《总论》中提出“看文字法”应首先注意的四点：“第一看大概主张，第二看文势规模，第三看纲目关键，第四看警策句法。”“大概主张”指文章立意，“纲目关键”据吕氏自己表述，包括“首尾相应”、“铺叙次第”、“抑扬开合”，则大致相当于文章的间架结构。而“警策句法”则着眼于“下字下句”等问题，显然看的是文章的语言。唯独第二条“文势规模”，很难用现代的理论话语来表述。

　　吕祖谦同样没有对“文势”下定义，也未对它细加阐说，我们只能通过他对古文的具体评说来看文势之指向。《古文关键》用“文势”一次评文共有两处，一是评苏轼《秦始皇扶苏》“不特文势雄健，议论亦至当”，二是评曾巩《送赵宏序》“句虽少，意极多，文势曲折，极有味，峻洁有力”。这里的“雄健”当然可以看作文章的风格，但已经不是一种文体风格了。而如将“曲折”也视作一种风格则显得勉强。从上下文看，这里的“曲折”应该说的是不一下子将文意吐尽，而是转好几个弯子将文意一点点透露出来。这也不能算是一种文体风格，而是指行文的态势。行文的态势由文章的内容决定，但最终落实于句子的安排和字词的调遣。当然，它又不等于所谓的“下字下句”，而是在句与句、字词与字词组合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态势。

　　南宋时期另一部古文选本、楼昉的《崇古文诀》有助于我们确定“文势”的含义。该书有三处运用了“文势”一词，评曾巩《移沧州过阙上殿奏疏》“看他布置、开阖、文势，次求其叙事、措词之法，而一篇大意所以详于归美，乃所以切于警戒，不可专以归美观”。评李清臣《议兵策上》“文势纵横，变态百出，可喜可愕，深于兵书者也”。评张耒《论法下》“议论好，文势委蛇曲折，用字尤工”。我们大致可以判定，“文势”不同于文章结构（“布置”），不同于开头结尾的方法（“开阖”），也不是指具体的叙事、措词、用字之法，而是指纵横变化、委婉曲折等行文的态势。楼昉有时将“文势”称为“笔势”。如评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胸臆之谈，笔势规摹从司马子长《自叙》中来”。这里所讲的“笔势规摹”，就是吕祖谦所谓“文势规模”，而“纵横”是指老苏的文势有战国纵横家的习气，行文善于变化和照应。

　　南宋朱熹校勘韩文，文章中字句各本有歧异，或疑文中有脱字、衍字等，进行“理校”时，也时常根据文章的“文势”“语势”来判断。在这个意义上，两个词可以互相交换使用。韩愈《施先生墓铭》云“或留或迁，凡十九年不离太学”，朱熹云：“方云：杭本无‘凡’下八字，今按上文已云在‘太学者十九年’，则此八字诚为重复，然欲去之则‘或留或迁’语势未尽，又不知公意果如何？今亦论而阙之，不敢定其去留也。”朱熹按语相当于校勘的“校记”。他所说的“文势”绝不是指文章风格，而是行文的态势，据“文势”可以在不同版本间的文字差异中作出抉择：某几个字是否衍字，某本是否有脱文。朱熹不仅仅将“文势”看作校勘的依据，在讨论儒家经典时，他也经常观察文势，对之特别看重。如《朱子语类》卷十云：“读书须看他文势语脉。”同书卷七八云：“东坡《书解》却好，他看得文势好。”他自己在评论经典时亦屡次提及文势。

　　“文势”之内涵

　　“文势”指行文的态势，具体到文章批评上，文势被认为体现在文章行文的以下三种姿态上。

　　首先是曲折。上文曾提到吕祖谦“文势曲折”的说法，曲折是评点家眼中一种常见的文势。晚清王葆心在其《古文辞通义》中有专论“文势之平缓与转折”的部分，他说：“转折者平缓之对，欲药平缓须明转折。”可见他推崇的是“转折”的文势。他进一步指出：“所谓转者，有一意转折法、多意转折法，皆转之善也。但一意转折易，意多事杂，转折难。转多而碎，无法以束之，则转之弊也。有其善而无其弊，与所谓新其间架者，皆可以药平缓之病也。”在古文大家中，欧阳修和王安石二人的文势比较曲折，文势的曲折与否，当根据内容而定，作家的创作风格当然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一般来说，文势曲折的文章比起文势平缓率直的文章更耐读。

　　其次是抑扬顿挫。如《文章轨范》卷四评韩愈《与孟简尚书书》云：“韩文公推尊孟子，以为功不在禹下，实自推尊，以为功不在孟子下。此一段以孟子与己对说，文势抑扬轻重，虽曰贤不及孟子，其实自许其功过于孟子。”如果说，文势的曲折主要是指文意的转折层面而言，那么文势的抑扬顿挫则主要倾向于文章表达的形式层面。比如上举《原道》中的一句，前面是四个四字句，后面忽然接了个感叹词“呜呼”，便造成抑扬顿挫的效果。又卷七评《送孟东野序》“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云：“上四句一样五字，若第五句不用九字，文势便庸腐。”这是通过调整句子的长短、用字的多少来使得文势给人以新鲜感，其实也是一种抑扬顿挫的效果。

　　再次是圆活与纵横。《文章轨范》卷三评苏轼《秦始皇扶苏论》云：“凡议论好事，须要一段反说，凡议论不好事，须要一段正说。文势亦圆活，义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长”。此处所言圆活，大抵相当于我们曾经提到过的“纵横”，要之是令文章富于变化，避免呆板。

　　随着古文评点与科举关系日益密切，其功利性使得关注点逐渐转向篇法、章法、句法、字法等领域，对于“文势”的体认与论述渐渐淡化。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